《长安三万里》:在追求功名的征途中修炼自我

影视资讯10个月前发布 adm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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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安三万里》:在追求功名的征途中修炼自我

长安三万里》作为一部动画电影或许并不适合低幼年龄段的孩子观看,因为它并不追求儿童情趣,而是在表现高适和李白的半生蹉跎中,融入了厚重蕴藉的人生沧桑和岁月感慨。同时,影片在情节设置上也不迷恋因果式线性结构的单纯明朗,而是让处于人生暮年的高适,在即将被吐蕃大军围困的绝境中,向监军徐公公讲述前尘往事,进而展开双线的迂回与缠绕:情节向前溯洄,高适回顾了他和李白聚散有时的全部过程;情节向前进展,观众看到高适如何巧妙布局,绝处逢生,大败吐蕃,迎来人生的翻盘。当情节在“现在”和“过去”不断跳切,这对观众的观影门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:在追求功名的征途中修炼自我

影片虽然选择了动画片的形式,但讲故事的方式比较成熟,历史背景比较宏阔,思想内涵比较深刻,这都不是一个孩子能轻易接受并理解的。影片中虽然出现大量观众耳熟能详的诗句,但我们不能仅仅从文学鉴赏的角度,来感受唐诗传承千年的经典魅力,而应结合诗人的处境和心境,探寻这些诗句中的情绪逻辑和时代隐喻,进而完成对于诗人心路历程的细腻捕捉和对人生哲理的敏锐把握。

高适和李白并非挚友,只是彼此人生匮乏的镜像

一般来说,影片要表现两个人之间情谊的深沉绵远,会强调两人有共同的爱好,有价值观的内在契合,会在对方危难之际挺身而出,会对对方有真诚的关心和热心的帮助。高适和李白两人看起来情同手足,互相引为知己,但两人实则有太多“貌合神离”之处。在个性上,高适踏实沉稳,坚韧内敛,李白则狂放洒脱,奔放不羁。高适对于李白的放浪形骸心存异议,李白也没有真正视高适为挚友。李白与高适在黄鹤楼离别,相约一年后的扬州之约时,显得颇为诚挚,但一年后待高适真的到访,李白却已经全然忘记了这个约定;李白在长安短暂发迹时,写信邀高适到长安共图大业,等高适满怀期待赴约,李白却沉醉于醉生梦死中,对高适的到来颇为惊愕。这就证明,两人根本谈不上情投意合,心有灵犀。

高适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,他苦心修炼,只为提升自己;他耿直仗义,默默忍受贫苦单调,但一旦有机会,他会全力以赴,不惜其躯。对比之下,李白虽然才高八斗,实则活得感性和随性,他会在一次碰壁之后洒脱一笑,会在多次碰壁之后消沉麻木,会在偶尔得志时纵情声色,会在内心苦闷时遁入道门,又会在修道无所成之后消极避世,并终于耐不住寂寞投靠叛军。可以说,高适与李白虽然都曾有“大道如青天,我独不得出”的窘迫与愤懑,但两人实非一路人。

两人之所以会产生一生的羁绊,除了机缘巧合,更因为彼此都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匮乏和渴望。高适为人拘谨,心事重重,羡慕李白身上那种潇洒不羁的气度,以及在作诗上似乎毫不费力的才情,因而对李白有着深深的仰慕和钟情。李白为人不拘小节,大开大合,做事缺少定性,思虑过于随性,因而也渴望像高适那样能够沉静专注于内心的渴望,从而成就不一样的人生风景。

因此,我们对于高适与李白之间的友情,不能简单地用性格互补,或者有过患难真情来解释,而应看到两人对人生的态度、对理想的追逐,有着内在的不同。高适作为一个心思单纯坦荡的人,看到李白在扬州的糜烂生活后极为不屑,看到李白在长安花天酒地心生厌恶,看到李白为了改换出身,情愿入赘为婿极为痛心,尤其看到李白不分是非,为叛乱的永王做幕僚而极为震惊。

也许,影片中的李白是谪仙人,高适则是世间的普通人。但是,才情过人的李白,输在没有毅力,人生没有明确的目标,更没有为某个目标锲而不舍的决心,因而有一种浑浑噩噩的虚度;高适看上去木讷笨拙,实际睿智通透,能够一眼看穿永王的狭隘与短视,同时也能在哥舒翰的悲剧中看到一代忠臣武将的宿命,并用极深的思虑布下绝妙之局,并在功成之后将功劳全部让给别人。

影片对于高适与李白,实际上有着明显的褒贬,这不仅是影片对于观众的一种人生警示与告诫,实则也是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之处。依照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固有印象,只会想到李白身上浪漫飘逸的一面,却无法洞察他人格上的缺陷。或者,我们对于高适的仕途成功,从历史书写中也只会得出“时也运也”的感慨,却无法烛照高适身上的性格优点。影片超越对历史人物的刻板刻画,揭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,进而为观众提供了诸多人生况味和启示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:在追求功名的征途中修炼自我

高适和李白的半生蹉跎,映照的是大唐百象

既然《长安三万里》的主题并不是礼赞高适与李白的友情,那就说明影片在别的地方藏了机锋,即通过两人的追逐功名之路,勾勒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风情和内在机理。高适武功盖世,怀有光耀门楣的强烈冲动;李白才华过人,渴望实现人生抱负,但两人过得颠沛流离,人生之路泥泞崎岖,再加上同时期的伟大诗人大多落魄,这足以证明大唐盛世背后的僵硬和腐朽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虽然有着非常浪漫恣意的一面,那是关于高适与李白的多次相逢与告别,是李白等诗人在长安、扬州的得意尽欢。但是,影片也有非常敏锐辛辣的一面,那是关于大唐盛世表象之下的腐烂与固化的揭示。虽然,大唐为天下有才之人提供了多种晋升的渠道,如科举、行卷、制举等,但是,李白作为商人之子,没有参加科举的资格,也不可能得到行卷或制举的机会,这就使李白只能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放浪形迹;高适虽是名门之后,奈何家道中落,空有一身武艺和报效国家的忠心,但读书的资质过于平庸,同样不能受到重用。

李白和高适的半生蹇促,实际上就是对大唐的用人制度、官僚制度、文化生态和等级制度的一次近距离观察、体验和透视。由此,我们深深地理解了高适、李白这些人的苦闷,他们为了“上位”,不得不费尽心机,只为在王公贵族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尤其是高适,一度觉得是自己不够优秀,所以回老家潜心求学,奈何虽年岁渐长,仍是一事无成。这说明,李白、高适、王维、哥舒翰这些文人雅士、贤臣良将,只是那个时代的弃儿,他们不受重用,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进入权力中心;他们受重用,是因为缝补乾坤时需要他们用血肉去填充。可见,影片对于大唐盛世有着清醒的认识,对于有志之士的人生浮沉也充满了感慨和同情。

在《长安三万里》中,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许多诗人,也可以听到许多经典名句。影片试图表现在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境遇中,这些才华横溢的诗人,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,要么潇洒,要么孤高,要么放浪,要么忧郁,要么麻木,但一无例外都比较潦倒。这是诗人的悲哀,也是时代的悲哀。

影片并不想回到历史现场,而想回到诗作创作现场

影片的另一重野心就是回到诗人创作那些名篇的现场,为观众还原某些诗作创作的真实情境,让观众能够更为真切地领悟那些佳句背后的真情流露和深层意蕴。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,是他通过道士考核之后,与众友人纵情饮酒时所作;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,表达的是他在流放路上遇到大赦的轻快心情;高适《燕歌行》中的“战士军前半死生,美人帐下犹歌舞”,亦来自他的亲身经历……如此一来,我们明白,那些流传千古的诗句,绝不仅仅有工整的对仗、华丽的词藻、绝妙的修辞,也不只是抽象的文化传承,而是融注了诗人的诸多人生感悟和世事感慨,当然也折射了诗人丰厚内蕴的情感。它们才是这些诗作的灵魂,也是这些优秀文化的内在血肉和筋骨。

影片中,黄鹤楼多次被毁,但高适觉得不必悲伤,只要那些诗句还在,黄鹤楼就会在;同理,只要那些有关长安的诗句代代相传,长安就永远不会消失。但是,这些散落在诗、书中的时代印迹,终究会随着一次次的传播而变得轻浅和模糊,最后成为空洞的文化名词。在此背景下,《长安三万里》的创作就极具诚意和野心,分明想穿透历史的尘埃,让观众与诗人完成心灵交汇和情感共鸣。

当然,影片在大军被困的惊心动魄形势中,让高适向徐公公讲述他与李白的往事,固然可以营造节奏和氛围上的强烈对比。但是,由于这段回忆涉及的人生经历太长,这些经历又过于跌宕起伏,节奏或舒缓平静,或张扬豪放,或痛苦憋屈,与超叙事层的情绪实在相差太远,气质上难以统一,难免会让观众觉得,高适所讲的内容有些琐碎,节奏拖沓,又缺少相应的冲突和张力,松散冗长。同时,对于高适在超叙事层的布局,由于铺垫得不够,没有留下伏笔,许多细节交代得不清楚,当高适突然运筹帷幄时,会让观众觉得最后的转折和揭秘显得有些突兀。更重要的是,徐公公作为唯一的听众,出场有些仓促,观众在对徐公公了解有限的背景下,也难以估量高适所讲的故事对于徐公公的内心触动,最后只能由徐公公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。此外,高适的讲述分成了几条线索:高适致仕的坎坷,高适与李白的友情,李白洒脱悲情的一生,大唐边关的困境,等等。在这种多线索的交织中,固然可以体现一定广度的社会辐射面,但同时也容易使叙事失去焦点,最终流于平淡散乱。

当然,这些不足都不足以折损影片的光芒。《长安三万里》看起来是由无数诗人、诗句包装起来的大唐悲歌,是由时代的盛极而衰作为背景勾勒的友情绵延轨迹,但影片明显更着力于刻画中国文人的风骨,咏叹中国文化中那种刚健质朴的家国情怀和个人追求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人生不朽。影片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切片,让观众由高适的眼睛,去发现大唐内在的诸多弊病,还可以作为一种人生范本,让我们把李白和高适作为一反一正的两种人生答卷,得到诸多人生警示和借鉴。(作者: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、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龚金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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